今文学家传经的主导思想是“通经致用”。“致用”的观点本来无可非议，但是今文学家把它作了简单化、庸俗化、神秘化的理解，也就是学什么用什么，并且立竿见影，于是就出来以《春秋》断狱，以《禹贡》治河，以《洪范》预察政变的奇事。

《洪范》是《尚书》的一篇。凭它来预察政变是今文《尚书》学者夏侯胜的故事。原来，汉昭帝死后，大将军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刘贺荒淫无度，即位不满一个月又被霍光废掉，从民间迎立了汉武帝的玄孙刘洵，就是宣帝。在汉朝，这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据《汉书·夏侯胜传》记载，在霍光策划废立时，天气久阴不雨。夏侯胜就劝阻刘贺不要外出，说是有人想搞掉他。霍光闻讯以为事情泄漏出去，派人去问夏侯胜是怎么回事，夏侯胜说他是根据他老师夏侯始昌的《洪范五行传》上“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的话推论出来的。因为夏侯胜最后也赞成废立，所以霍光对他优礼有加，并且叫他用《尚书》辅导幼帝和太后。今文学家的“致用”，由此可见一斑。

今文学家“通经致用”的根本理论是“天人感应”说。认为：上天是有知的。人间的重大活动，上天不但可以感应得到，而且还会作出种种反应(叫做“天变”)来昭示世人。西汉今文学大家、《公羊春秋》学者董仲舒就是这一派学说的代表人物。《汉书·董仲舒传》记载着他回答汉武帝问政的话，大意说：《春秋》上有许多古代的事例反映了上天对世人的昭示，甚是可畏。如果国家无道，上天首先用灾害来谴责；如果不觉悟，再用怪异来警告；还不改正，就要自取灭亡了。所以各种天变都是上天对人主的关怀，不愿意叫他灭亡。只要不是不可救药，上天总是救助的。问题在于自己要努力。努力问学则认识日明；努力行道则德行日高。《诗经》上说“夙夜匪懈”，就是叫人努力。这就是董仲舒有名的“天人三策”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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