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刻石经，费时费工，本来是印刷术发明以前，为了向全国刊布法定经文而采取的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当然也是那时唯一可行的办法。所以当时的石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以国家法定经文统一全国传抄本经文的作用。像本章介绍的前三种石经，即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和唐“开成石经”，在它各自的时代都具有这种直接的实用价值。这也是石经最初的和最基本的作用。

五代以后，出现了木版印刷。作为经书的法定文本，有历代太学刊发的“监本”经书(即以国子监的名义编辑出版的经书)，读书人可以不必再到太学去抄经，使用监本经书要方便得多了。所以到五代以后，从实用的角度看，本没有再刊立石经的必要。然而历代王朝为了显示自己的“文治”，还是有刊立石经的兴趣。就像前引乾隆皇帝的诏书中说的，“我朝文治光昌，崇儒重道”，所以，尽管那时有监本经书，而且还有“殿本”经书(即武英殿印本十三经)，还是要再刻一部石经，“以副朕尊经右文至意”。因此，五代以后刊立石经，主要的用意无非是点缀“文治”，作一篇“崇儒重道”的官样文章而已。

但是，无论历代王朝刊立石经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今天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各种石经文本都是有用的古籍研究资料。因为历代刊经的时候，参与其事的学者都要把经文校订一番才能付刻。从东汉刻“熹平石经”时蔡邕等人“订正六经文字”并附刻诸家异文，到清代刻“乾隆石经”时命副总裁彭元瑞“校正厘定”经文，并且写出《石经考文提要》13卷，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文献学工作。因此，对我们后人来说，这些石经，包括其校勘、考证，都是具有文献学价值的珍宝，对我们今天和今后校勘群经文字，乃至包括古籍整理，都各自具有程度不等的参考价值。在前述七部石经中，汉、魏、唐三部石经，在文献学、校勘学以及经学史上的意义尤其重要。只是汉、魏两部石经毁坏太甚，残碑、残字存世甚少，不免影响其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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