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至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中国留学生东渡心情既急，……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中留学之实情也。”当时的中国，赴日留学已成为青年人人向往的理想和目标。据出使大臣杨枢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3年)正月的统计，在日的中国学生已达1300多人，其中学文科的1100多人，学武科200多人，这之中有大量的自费生。到1904年增加为2400人，1905年为8000人，1906年达12000人，其中学速成的占60%，习普通为30%，中途辗转无成的为6%—7%，入高等及高等专门学校的为3%—4%，入大学的仅1%。1906年是留日最高峰时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中国青年急于求成，希望在短期内掌握一技之长，归国后即可施展才能。他们出国前没有作扎实的准备，以官费生来说，稍具一般知识或稍经考验，即可膺选；至于自费生，一旦有了经费来源，便可被批准出洋，毫无计划可言。加上一些日本教育家也鼓吹中国急需的是有某种技能的应用人才，学问高深的专门人才可以慢慢培养，于是，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速成科和普通科大量产生，形成了留学的主流。在日本甚至出现了学习几天就毕业而发给证书的学校，这些以营利为目的的特殊学校，被人们讥为“学店”或“学商”。清政府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在一份奏折中也谈到了这一令人忧虑的情况：“日本普通学堂专为中国学生设者如成城学校等三四处尚称完备，然不完备者则不下十余处，有以三个月毕业者，有以六个月毕业者，甚至学科有由学生自定者，迎合学生之意，学生即喜，入之而不能禁，此普通学堂之不可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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