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后期,统治者逐渐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杂剧作家队伍的成分、境遇、心态有了很大变化。当年的剧坛宿将渐渐老去。新染指杂剧的文人既无前辈们的坚韧老辣、落拓不羁,又无“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压抑感和紧迫感。他们往往不是从现实生活出发,而是到历史故事中去寻找题材。不是通过历史来宣扬爱国主义精神、民族意识和反抗情绪;而是借历史表彰、赞美孝夫节妇、忠臣义士、圣主贤臣。爱情婚姻剧的数目也还不少,但多半描写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反封建礼教的主题大大减弱了。与此同时,前期已初露端倪的山林隐逸、神仙道化剧增多了。内在生命力的空疏枯萎导致外部形态的僵化凝滞。元末以后的杂剧,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因袭模仿、雕琢矫饰之病。
进入明代,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力倡程朱理学,规定“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为士子必读教材,强化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诗坛上出现了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台阁体”。杂剧创作进一步宫廷化、贵族化。明初的杂剧作家队伍,主要是藩王朱权(宁献王)、朱有燉(周宪王)及周围御用文人。作品主要是神仙庆寿、美人赏花、金童玉女、月令承应之类。少量的水浒戏、妓女戏也被阉割、削弱了积极的社会内容。此期的杂剧代表作是朱有燉的《诚斋乐府》,流行颇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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