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古时候，人类最早的运输工具是木棒。后来人类从渔猎时代进入了畜牧时代，某些野兽经过驯化成为家畜，供人役使。驮运物品的驮兽便成了人类的重要运输工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种重要的运输工具“橇”诞生了。人们在橇的木板底下安放圆木，以滚动代替滑动，相传“车”就是从橇这种原始运输工具逐渐演变来的。

中国是最早使用车的国家之一。相传中国人大约在4600年前黄帝时代已经创造了车。大约4000年前当时的薛部落以造车闻名于世。《左传》说薛部落的奚仲担任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前17世纪)的“车正”官职。《墨子》、《荀子》和《吕氏春秋》都记述了奚仲造车。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河东与河南地区，即今山西南部与河南中西部一带。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是典型的夏文化遗存，其上限恰当夏代建国之初，距今4000多年。这里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其中大量的刀、锥、凿、铲等生产生活用具，说明当时青铜冶炼已有较高水平。这些工具，在制造车辆和开辟道路等活动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夏朝已进入了奴隶社会，在其奴隶主政权机器中，牧正主管马牛的牧养驯育与使用，车正主管战车、运输车的制造、保管和使用。可以认为，这车正和牧正，便是我国早期的主管交通的专职行政人员。夏启登位后不久，打起了“恭行天之罚”的旗号，在假借天神意志去攻伐有扈氏时，就使用了大批的驮畜和战车、运输车。夏朝末年，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同样打起了“恭行天之罚”的旗号，作战中使用了更多的牲畜和战车、运输车，讨灭暴虐无道的昏君夏桀，建立了商朝(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据史书记载，商的始祖契，是夏禹的同时代人，到其孙相土的时候，商人已能用四匹马驾车了。传至相土的曾孙王亥，商人又学会了用牛来驾车。王亥本人曾赶着牛车，到有易氏的地界(今河北中部)去贸易。武丁时期，商朝国力增强，军队驾驭大批战车向南方拓展，一直插入楚国纵深地区。商的末代君主纣王，也曾频繁出动大量战车，把疆土向江淮地区拓展。商代战车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车辆制造技术也有很大提高，能够造相当精美的两轮车了。在河南安阳，曾发掘出那个时代的马车坑，有一车四马二人的，有一车二马三人的，还有一车二马一人的。根据发掘的甲骨文中的许多“车”字分析，表明商朝的两轮车已有一辕、一衡、两轭〔e厄〕和一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商朝车模型是一辆精致的两轮车，显示出当时造车技术的高水平。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姬发调集战车300乘，勇士3000人，甲士45000人，作为主力东征。同时，又征调各附庸国大量兵力来参战。据《史记·周本纪》讲，不期而会的诸侯有800多。等到兵抵牧野(今河南淇县)时，已有兵车4000乘了。商纣王闻讯，赶忙从攻伐夷方的前线调兵回来，结果70万奴隶兵反戈一击，商纣王走投无路，自焚而死。周武王灭商后大封诸侯，又接受周公的建议，修建洛邑，开凿道路，制造车辆，发展交通。西周的车辆有了重大改革。《说文》上说，商代有三匹马拉的车，谓之骖；周人增加了一匹，谓之驷。河南浚县辛村周墓出土车12辆，马骨竟为72架，说明已有六匹马拉的车。特别是到春秋战国时期，车辆制造业有了更快的发展。我们仅举几个史书记载的事例加以说明。《左传·定公十三年》载：齐卫两国伐晋，齐侯想夸耀自己车马的豪华与精良，事先驾上专车“广乘”去约卫侯赴宴。席间，齐人谎称“晋军来袭”，齐侯便赶忙邀卫侯乘上“广乘”。于是两君合乘一车，车上甲士环列……奔驰了一阵子，齐人又报告：“没有晋师到来”。这才止住车马，卫侯松了口气，齐侯则为他的“广乘”耐用快捷而得意洋洋。“广乘”的出现，确实标志着齐人造车技术的高超。古书还记载：晋人的驿传车牢固耐用，还善于驯马，并总结了“养马经”。秦国的“千乘八返”一事，更是其运输能力的最好展示。据说秦桓公之子名鍼，担心哥哥上台后加害于自己，把他的财产装上千辆车乘，10里一舍，接力运输，每车八次往返，才全部运到晋国，可见其车辆多且性能好。古书上大书特书的孔子周游列国，子贡出使吴越和晋国，都说明了当时交通便利和车辆的进步。《墨子·鲁河》说，春秋各国造的大车，能装50石谷子而运转灵活，即便长途运输也不折车轴。到战国时期，车更有了大的改进，特别是车辕开始由单辕改为双辕，这就更加牢固，载重量也更大了。几个大国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和交通也迅速发展起来，万户之邑纷纷建成，车辆往来十分频繁，大街上“车毂〔gu股〕击，人肩摩”，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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