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贾谊受到了刘恒的冷冻和邓通的排挤，但是现在的情形毕竟有所改善。过去身在长沙，贾谊还写出《吊屈原赋》及《服鸟赋》，那是对个人身世苍凉的记录。时过境迁，当初落在座位上的服鸟留下的阴影已渐渐淡忘。反之，贾谊终于在梁太傅职位上，勤奋钻研专业，写出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政治评论。

这，就是著名的《治安策》。

我们不得不谈这篇政论，因为它与后来的七国之乱有着莫大的关系。贾谊创作《治安策》的内心驱动，源于刘兴居和刘长谋反事件。搞历史研究，向来是贾谊的特长。贾谊从刘兴居及刘长的造反事件中，总结出了一个经典的历史经验，并提出了一个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诸侯王造反作难的方案。

贾谊总结的历史经验是：在历史的足迹中，凡是强大的封国，一定先反。

贾谊这个强者先反论，其推论大约如下：造反者的野心与实力总是成正比的。比如长沙王，它之所以成为目前唯一生存下来的异姓王，主要是他实力小，形势不允许他有过分的野心。所以他们的唯一生存之道就是，对中央忠心耿耿，俯首听命。再如，周勃、灌婴、樊哙他们当初为何不反，也主要是他们实力不足。如果当初刘邦封他们为诸侯王，肯定也会成为一个野心家，最终被中央干掉。

再往远点说，汉初诸侯王当中，依次造反的人物有韩信、彭越、英布、卢绾。这四个人当中，韩信最强，所以他先反了；卢绾最弱，所以造反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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