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驻藏大臣否太来说，达赖喇嘛的亲政让他感到事情难办了许多。面对摄政王迪牧，无论威胁恫吓，还是说服诱导，他觉得都是面对一个人，尽管这个人的身后是整个西藏地方政府。达赖喇嘛就不同了，他象征一个僧伽集团，这个集团高深莫测到外人根本不知道谁是最后拿主意的人。表面上，达赖喇嘛本人的权威至高无上，但他毕竟是个毫无政治历练、刚刚走过少年的青年，他需要智囊的谋划和前辈的定夺。是谁定夺了他的突然亲政？又是谁定夺了他亲政之后坚决抵抗英国人侵略的决心？

否太坚决不相信乃穷大护法的降神问谕可以决定一切，也不相信沱美活佛和顿珠噶伦以及由他们发动起来的三大寺代表和民众大会能够改变西藏政局。他觉得在高墙厚垒的布达拉宫内部，那些根本不露面的达赖喇嘛的经师和亲随，也许才是真正有影响和有力量的人。

否太照例在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两处参加了达赖喇嘛的亲政大典，大典上除了祝贺，别无他言。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位新上任的政教领袖了。而否太是非见不可的，他必须把在迪牧活佛面前说过的息兵罢斗、文争理阻的道理，再给这位他眼里不知天高地厚的神王说一遍。但他去了两次，两次都吃了闭门羹。达赖喇嘛总是托病不出，传话的僧人说得煞有介事：“头晕目眩、口干疮生、乱痛加身、性情急躁。”否太说：“朝廷有旨，总不能不听旨吧？”回答是：“病好了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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