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着革新的牌子,王安石走的其实是一条老路,叫寓兵于民,兵民一体。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前期(春秋至南北朝)的特有产物。本质上来说,就是将帝国军士的专业化慢慢蜕变为业余化,这注定了王安石这一军事变革必然失败的命运。
轰轰烈烈的保甲法,达到了王安石和赵顼所预期的强兵目的了吗?答案是没有。帝国中后期长时间拥有所谓几百万保丁,却从未在一次军事行动中使用过这些“军事力量”。元丰四年,帝国征伐西夏,本来准备开始在开封和陕西一带征集万余保丁参加这次西征,西征主帅之一的宦官王中正一听连忙上奏折,说就算缺兵也不能拿保丁来充数,让朝廷取消了这一疯狂的想法。
后来金人入侵,快速抵达帝国的首都,很遗憾,没有看到帝国的几百万民兵组织对金人的入侵作出任何一丝阻击作用。
王安石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军队这东西,还真不能搞业余化。
而保甲法带来的其他影响呢?那就很多了,帝国的旧党们都笔笔记录在案。
首先是保甲法实施的基本举措,上番和教阅,这成了保丁们背上的沉重包袱。上头的文件一下,不管你地里是不是还有粮没收,家里圈中的母猪是不是病了,都得去县里参加集训,私逃上番,杖六十;不赴教阅,许小杖科决,不得过七十。农民多了一项沉重的义务,保正、保长、都保长、巡检等各级官吏则多了一项欺诈盘剥百姓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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