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养马法，用一句话精简地概括，就是从集团化的国有大规模饲养改成分散的农民小规模饲养。

鼓励民户养马，并不是王安石一个人的想法。早在真宗时期，曹彬之子曹玮知秦州时，便试办了农户养马之法，以补官方牧马之不足，而之后王旦、丁度、宋祁、叶清臣、李中师等人都向仁宗皇帝提出过废牧马监、养马于民的建议。改革马政，也算是呼应了长久以来对帝国改革的呼声。

不管之后旧党们对保马法怎样的深恶痛绝，但是罢设牧马监，采用农户养马有个铁的关键数据摆在那里——成本。

根据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官方的统计数据，农民养马的成本是每匹花费十二点六缗。

这个数据不仅和叶清臣提出的牧马监每马耗资五百缗区别巨大，即使和西北少数民族兄弟开出的购买价二十五缗相比，也节约了近半。

至于民间农户养马的素质如何，能否保障帝国的骑兵们驰骋沙场，这倒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牧马监产出的马素质同样低下，而且农户养马在存活率上肯定远胜国有马（马命就是农户的命，小心翼翼是理所当然），而靠民间养马节省下的钱，足够帝国向西北少数民族兄弟们重新挥舞钞票购马了。

神宗新法期间的帝国加大了与西北少数民族兄弟马匹的交易量，并确立了以茶换马的茶马交易制，在原、渭、德顺军三处设投买马场（后改置熙、河、岷、通远军、宁河寨、永宁寨六场买马），每年在西北的买马量都维持在两万匹左右（年耗茶两万驮），极大支撑了帝国活跃的军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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