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四川的猜测让我毛骨悚然，但我内心觉得那不太可能。飞机部队属于空军，在我们的概念里非常神秘，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的时候，一共才几架飞机还都是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从此中国的飞机工业完全是绝密的。

现在再看，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工业基础，造飞机几乎是不可能的。到了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部队的大部分伤亡都来自于空中打击，飞机一直是中国军队的痛处。我后来查访当年的资料，看到彭德怀在朝鲜问毛泽东：“我们的飞机呢？”内心非常感慨。

那个年代中国获得飞机技术的唯一途径是苏联，但即使有苏联的帮助，我相信在当年也不可能有那么强大的吊装能力，那个时候很多工程兵连精密吊车都没见过。

但很快我就知道了，自己有多保守。

在四川提出他想法的第四天，我们被通知参加一次特别会议，我当时心跳骤然加快，知道这次会议，可能决定我们的去留。

这是个小型会议，比我们到佳木斯以来的所有会议规模都小。我们在这个小帐篷里，一共也就十来个人，没有放映机，但一看坐在前头的几位，全都是饭里有鸡腿的主儿。一个是之前认识的程师长，但他却不坐在正位，坐正位的人，穿着深色的中山装，大约六十岁，双目炯炯有神精光四射，一眼看去很不一般。

等程师长开始一一介绍，我们都站起来握手，才意识到此人的价值。在这里照例我不能说，不过当年中科院没多少人，在系统里的人也许能猜到他是何方神圣。此人有个外号，比本名更广为人知。这个人会出现在这里我并不意外，这么大规模的工程加上这里的机密度，有一位朝野大员亲自把握，其实一点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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