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一早,上海市公安局忽然收到了一份“提示”。
这份提示——如果算是个提示的话——来自《上海晚报》。确切地说,是一片从报纸上剪下的分类广告被寄到了公安局,收信人是刑侦队长廖国昌。
好好研究一下三陪小姐吧。陪唱小姐和陪酒小姐之后,该是陪舞小姐了。至于地点嘛,百乐门怎样?还是老时间,你知道的。
——文革红旗
看起来像是朋友之间的恶作剧。但既然收件人写明是廖警官,这事还是不可小觑。
“这不是提示。”廖国昌皱着眉头说。
红旗袍案的死者中已经有一个陪酒小姐和一个陪唱小姐,那么接下来,就像晓红所说的,应该是陪舞小姐了。
“老时间”就更让人心焦了。意思就是,要么周四晚上,要么周五早晨。
“文革红旗”肯定不是真名,这点毫无疑问。但九十年代的人谁会用这样冷僻的笔名呢?
“‘文革’里的红旗,听起来怎么这么像当年的造反派?”于光明说道。
“等等,红旗……红……红旗袍?”廖国昌自语道。
他当即联系了报社,编辑却坚称没发现广告里有什么不妥。这种业务,只要交钱,再找家快递公司送到编辑部,就能登报。送快递的人可能骑自行车,也可能开车,也许连驾驶执照和执业资格都没有。想通过快递公司寻找线索是不可能的。登这条信息的人根本没留地址和电话。
毫无疑问这是来自凶手的信息,更是不可容忍的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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