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将在“三·一八惨案”中遇难的学生定性为“暴徒”,时为北师大教务长的林语堂在第一时间发表文章悼念“最熟识也最佩服嘉许”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说她们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赞扬她们“死的光荣”,“死的可爱”。
林语堂曾说:“我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发展我的风格,完全拜国民党之赐”,“如果民权不被取缔,恐怕我永不能成为一个文学家。”因此在创作初期,林语堂的文风中间偏左,与国民党、军阀势力敌对的倾向鲜明。
1939年,林语堂应邀参加在纽约举办的第17届国际笔会,他是三个发表演讲的作家之一(另外二人为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和法国作家莫洛亚)。他说:“著作界应该永久是个反对党。站在永久反对党的立场上,他们愈使执政者看来觉得不顺眼,则他们对国家与世界的贡献也便愈大。”
在《吾国与吾民》第十三版中,林语堂加入《中日战争之我见》,称誉张学良借由西安事变迫蒋介石联共抗日,立下伟大功绩;他认为中共不但是最早坚持抗日的中国政党,毛泽东与朱德能放下党派仇恨,不计前嫌地在西安事变后释放蒋介石,是争取全民抗日的积极表现。
因为不遗余力宣传抗日,宣传国民党政府,林语堂受到国民党高层的重视。1940年在日军猛烈轰炸时,林访问重庆,不仅拜访蒋介石夫妇,也接受蒋介石侍从室顾问的职务,以国府官员身份常驻美国。他虽未支薪,但从此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日益密切,1943年归国访问,他随宋子文搭机返国,备受外界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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