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中国讲西方文化，对西方讲中国文化。面向中国，他积极引进民主、法治等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毕生一以贯之；面对西方，他不断地提出中国文化与现代民主自由科学理性精神相协调部分，作为中国不输其它精神文明的论据。罗素说，胡适“愿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优点，但是他不是西方文化之盲目的崇拜者”。

1946年8月，胡适到北大就任校长，冯友兰在欢迎大会上说：“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是一件应乎天而顺乎人的事，就全国范围来讲，再没有比胡先生更合适的人选了。”

殷海光抱怨，无论有没有念过书的人，都期待藉批胡暴得大名。结果“来自左方的势力，对于胡适思想，清算洗脑，必欲铲除尽净而后快。来自右方的势力，提起胡适思想就消化不良，想尽种种方法把胡适思想从人们的记忆里勾销”。

史学家余英时指出，作为被青年当作偶像崇拜的胡适思想以及所谓的胡适崇拜（The HuShih Cult），并非由政治权威造成，而是象征向权威挑战的心理；因此他成了唐德刚口中“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但也因此，无论左右、两岸，甚或激进、保守，都和胡适思想过不去。终其一生，面对来自政治的不信任、压力与封杀，到最后抑郁而终，正是这股革命力量所赋予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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