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刘文典同岁，他是刘文典的同乡、同僚，亦是刘文典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在刘文典登上学术高峰的路途中，必然少不了胡适的一臂之力。

刘文典曾撰写一篇名为《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称胡适为“我的朋友胡适之”，并称胡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实在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一部EpochMaking（划时代）的书，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delband（文德尔班）和美国的Thilly（梯利）两位名家的书著得和他一样好”。

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成书后，胡适自然是最早的读者。1921年9月24日，胡适在日记里记载：“刘叔雅近来费了一年多的工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大书。今天他带来给我看，我略翻几处，即知他确然费了一番很严密的功夫。”胡适还写道：“北大国文部能拿起笔来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与玄同两人罢了。叔雅性最懒，不意他竟能发愤下此死功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

《淮南鸿烈集解》的出版也是胡适努力的结果，胡将文稿推荐给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并充当刘文典的经纪人，帮助他与商务印书馆交涉。刘对好友也极为信任，写信给胡适说：“《淮南子》事，既然你这样说，典无有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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