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对学生很是爱护，对后辈极其关心，他从不要求回报，这些学生甚至在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老师当年对他的提携。

季羡林在晚年回忆中，说陈寅恪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唐诗纪事》载：“斯，字子迁，江东人。始，未为闻人。……谒杨敬之，杨苦爱之，赠诗云云。未几，诗达长安，明年擢上第。”《全唐诗》收项斯诗一卷，此外也未见有何突出成就，只是因为杨敬之的这首诗，他才为后人所知。）”的好好先生，对人宽容，又乐于助人。当年清华一硕士生考试，吴宓为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了这位学生的及格，陈寅恪觉得不公，为这个学生据理力争。

陈寅恪在提携后进方面让季羡林感触最深。他说他本研究西洋文学，后改专攻梵文、巴利文故纸堆，是受在清华旁听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经十年，正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陈寅恪本不了解季的学业，一听说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且季的师祖便是自己的导师，他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把他推荐给胡适，致使季羡林一帆风顺地到北大当了教授。后来陈寅恪读了季羡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使季羡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季羡林晚年追忆陈寅恪时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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