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满怀忧患，许多人甚至担心黄色文明的中国可能在全球“蔚蓝化”的进程中失去“球籍”；二十年后，有关“大国崛起”的种种讨论则从另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人正在重拾自信。显然，这一心理变化主要有赖于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注意到，国家崛起并不必然导致国民崛起，国家有钱并不必然意味着国民有钱。

177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部有力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经济学著作在中国被译为《国富论》。然而，结合斯密提倡的经济精神，不难发现，书之关键仍在于“民富论”与“均富论”。斯密说：“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

任何时代，只有货真价实的“民富”才可能有真正的“国富”。同样，一个社会致力于民主、民权等追求时，也不会割裂“民富”理想。事实上，“民富”不仅意味着个人生活与理想的实现，更蕴藏着一种社会抱负。用斯密的话说，虽然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如果政府掌握大量财富在自己手里，国家将会失去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而如果是国民来支配这些财富，反而会在财富的自由流转中增进社会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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