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荣之死是个谜，柴荣传位也是个谜。无论怎么看，这其中都充满了疑惑。

如果说柴荣突然得了不治之症，还有可能用积劳成疾、酒后风寒推测，那么他在回驾途中以及对后事安排的种种怪事，的确十分耐人寻味。无论如何也不是一段清晰的历史。对这么大的事件，正史信息量十分缺少，而各种野史的信息又充满传奇色彩，这就更增添了史上这一个多月各种事件的神秘感。

《资治通鉴》在行文风格上偏重于记载对治国安邦有重要参考意义的事件，注重阐述正道正理，彰显忠信节义。这一点和《史记》差异很大。司马迁注重考证，但也喜欢收集传奇轶事，记载了大量信息和线索，这使得《史记》具有浪漫主义的一面，故事性及可读性很强。不知道《资治通鉴》是故意裁剪有关内容，还是不屑于或不认可有关所谓的野史信息，反正有些故事因信息量缺乏，而显得不够完整和苍白。专门记叙这段历史的《旧五代史》不仅记录了正史的信息，还收录了一些野史资料，同时作者薛居正及其父亲是后周帝国的官员，属于当事人，他对事物的见闻具有贴近的一面。所以，我们综合这两部史书中的资料，对柴荣卧病传位这段历史进行一番推测。

这里首先需要介绍几个人物，因为这些人物都是后周帝国军政界举足轻重的大佬。

第一位就是李重进。官拜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宋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兼侍中。李重进实际是柴荣所建立中央军的最高指挥官。自从高平之战后，柴荣大刀阔斧改革军制，并从各地选拔骁勇善战的士卒充实到中央军即侍卫亲军中来，从而建立了一支直接由皇帝指挥的主力特种部队。柴荣的这个做法有点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的中央军。柴荣南征北战主要靠这支部队，不像以前王朝，发动战争的时候多靠某一个藩镇的力量。如此一来，周帝国既加强了中央军事力量，又抑制和削弱了诸侯藩镇，一举两得。柴荣的这个努力很成功，基本扭转了藩镇骄兵悍将欺凌皇帝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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