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敦谨上了密折的第十一天，曾国藩才姗姗来迟。此时已经是同治十年（1871年）的正月初十了。曾国藩一路蹉跎，等到了江宁的时候，已经对此案的断法成竹在胸。作为一个在官场沉浮起落，名利场中跌打数十年的封疆大吏；一个浑金璞玉、守拙用浑，看破天道人事的儒将。曾国藩将张之万与袁世凯的担心都想到了。

马新贻既无赫赫战功，也无特殊政绩，而四十三岁便作了浙江巡抚，四十六岁升至闽浙总督，四十七岁调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谁都看得出，这是朝廷专门培养出来的政治新贵。慈禧之所以要培养他以及其他新锐人物，目的很简单：不能叫天下的大官都让湘淮系人马做了。同治初年，八个地方总督席位，湘淮系常占五位；十六个巡抚席位，湘淮系经常保持在十一位以上——用国藩得意幕僚王闿运的话说，湘淮两军，“偏、裨皆可督抚”。湘淮内部，固有龃龉，然自外视之，这个集团气焰嚣张；自上瞰之，更令治国者寝食不安。曾国藩何等机敏？他当然能体会到中央对以他为首的强力集团所抱有的那一份警惕之心。

不过马新贻新亡之日，形势已经大变。同治三年（1864年）攻破太平军天京之后，慈禧开始大幅裁撤湘军，培养非湘势力。经过几年的经营，靠淮军起家的李鸿章，凭楚军成名的左宗棠、从湘军中分出来的福建大帅沈葆桢、李鸿章的得意门生淮军名将刘铭传等一批人纷纷发展起来，与他分庭抗礼，而湘军在朝廷的压力下其势已微。这个时候，马新贻作为打击湘军势力的急先锋，作用已经不是很大了。而且，可以接替他的人也大有人在。所以，朝廷没有必要为了一个马新贻而作出引起政局动荡的决策。作为在短期内地位急速上升的一品大员，马新贻也没有时间在京师朝廷之中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如果马新贻的案子盘根错结，牵涉太广，慈禧就不会深究此案。但另一方面，如果这个案子仅仅是一小批湘军中下层势力以及哥老会的阴谋，那他曾国藩反而很愿意不遗余力的查清此事。这样一方面可以向慈禧表示自己的不贰忠心，解除朝廷对自己的猜忌之意；另一方面借着此案为朝廷去忧，提高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讨得慈禧的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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