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多产的诗人，乾隆作诗，确实“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有时一天可以写十几首。比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游览昆明湖，他不到一小时就写了8首诗，平均7分钟一首。他专门写了一首诗记载这个小小纪录的出现：“舟行十里诗八首，却未曾消四刻时。”（《御制诗二集》）然而艺术作品的质与量往往成反比，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诗，从自来水管里一拧就出来的，只能是自来水。由于平均每天写两首诗，乾隆皇帝一生的大部分诗作不过是“分行的日记”，随手记心情、记风景、记事件而已。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中有这样一个片断：乾隆率大臣们游园，诗兴大发，顺口吟道：“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吟到这里，突然卡壳了。幸好刘罗锅在侧，继上一句“飞入草丛都不见”，才完成了一首御制诗。事虽夸张，却惟妙惟肖地摹写出乾隆许多“御制诗”的“创作”过程。事实上，为了记日记方便，乾隆皇帝什么时间都可以写诗，什么事都可以入诗，为了押韵对称，任意增词减字，创作出了不少中国诗歌史上最没有诗味的“诗歌”。比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曾经写下了这样一首一般人无法读懂的“诗”：

阁报例应隔日至，均称二寸雨欣滋。

然斯乃谓十八彼，料彼未知旬九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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