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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文字狱——盛世须用重典 第五节 由驯身到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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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十八日晚上,乾隆皇帝在保定行宫的灯下打开了一份奏折,呈递者是退休官员、原任大理寺卿(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院长)尹嘉铨。

尹嘉铨的字很漂亮,淡墨小楷,精细绝伦。他上这份折子,是想为他已故的父亲、原河南巡抚尹会一“请谥”。

尹嘉铨说,他的父亲尹会一是一代理学名臣,品德出众,孝行感人,皇帝当年曾亲自赐了首诗予以褒奖。如今老父已经去世三十年,未蒙朝廷赐予谥号,他做儿子的感到日夜不安。因此请皇帝从那首御制诗里挑两个字,作为“谥号”。老父地下有知,一定感激不尽。

厌恶的表情笼罩了皇帝的面庞。这个尹嘉铨他早就领教过。此人是“道学家”,也就是一心一意要做“大圣大贤”的那种人。既然以圣贤为志,自然是不贪财,不过却非常热衷虚誉。在做山东布政使时,有一次借觐见皇帝的机会,曾当面向皇帝讨赏孔雀花翎,还和皇帝开玩笑说讨不到翎子没脸回家见老婆。乾隆当时就感觉十分不舒服,到底没赏给他。

没想到几十年后,他又来向皇帝讨赏了。这回讨的是“谥号”。“谥者,行之迹也。”赐谥,就是朝廷对大臣一生做出“官方评价”,乃是国家政治生活中十分重大的事情,通常由礼部主持,内阁议定,皇帝亲批。如果大臣后代都像他这样擅自请谥,成何体统?尹嘉铨的心术乾隆一看即知。他不过是借这个“非常之举”为自己博“孝子”之名。如果请谥成功,那么他孝子之名益彰。如果不成,皇帝也不好拿这样出于孝心的请求来怪罪他。因为传统政治历来的口号都是“以孝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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