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

傍晚，我站在台北办公大楼的门前，看见一辆公共汽车驶过，有个黑人正从后排的车窗向外张望。我突然兴起一种感伤，想起多年前在纽约公车上见到的一幕：一个黑人妈妈带着不过四五岁的小女儿上车，不用票的孩子自己跑到前排坐

下，黑人妈妈叮零当啷地丢下硬币。但是，才往车里走，就被司机喊住：“喂！不要走，你少给了一毛钱！”黑人妈妈走回收费机，低头数了半天，喃喃地说：“没有错啊！”

“是吗？”司机重新瞄了一眼，挥挥手：“喔，没有少，你可以走了！”令人惊心的事出现了，当黑人妈妈红着脸，走向自己的小女儿时，突然狠狠出手，抽了小女孩一记耳光。小女孩怔住了，捂住火辣辣的脸颊望着母亲，露出惶恐无知的眼神，终于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滚！滚到最后一排，忘了你是黑人吗？”妈妈厉声地喊：“黑人只配坐后面！”全车都安静了，每个人，尤其是白人，都觉得那一记耳光，是火辣辣地打在自己的脸上。当天晚上，我把这个故事说给妻听，她却告诉我另一段感人的事：一个黑人学生在入学申请书的自传上写着：“童年记忆中最清楚的，是我第一次去找白人孩子玩耍：我站在他们中间，对着他们笑，他们却好像没看见似的，从我身边跑开。我受委屈地哭了，别的黑小孩，非但不安慰，反而过来嘲笑我：‘不看看自己是什么颜色’。我回家用肥皂不断地洗身体，甚至用刷子刷，希望把自己洗白些，但洗下来的不是黑色，是红色，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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