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一个身体年轻而心灵衰竭的人，所遭遇的现实。

此后，我的律师一提交情有可原的说法，检察官便站起来表达罪无可赦的观点。就像天平往左倾斜一点，他就势必往右边增加点重量。律师决定转移战场。他出示一份按有接生婆手印的出生证明，声称我不满十八周岁。检察官认为应提起调查，包括户籍档案、学籍档案、邻人证言以及我妈妈在十八年前的活动都应该调查。他说这不是一件难以解决的事情。同时他提醒律师，引诱证人作伪证会被判处徒刑。

我的律师又陈述我有三层自首情节。检察官表示不能采信，因为我自始至终都未表现出任何悔意。律师眯眼看我，意思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但我觉得现场表演一段忏悔，并不符合自己的意愿。检察官问：“你是不是到现在也不感到忏悔？”这个问题甚至是在帮我，但我偏过脑袋。我没有回答不是，也没有回答是。我本想回答是。

“你为什么主动找到抓捕的民警？”我的律师问。我仍然偏过脑袋。审判长提醒我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觉得还是应该说出真相：“因为我感觉他们的追捕不行。”律师感觉到背叛，十分气恼，急急申请对我进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在此之前他借着走过被告席之机，敲了一下桌子。

他出示五年前A县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详细解释癔症、神经官能症的学理，并引经据典，论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必要性。他认为一审法庭对我提出的鉴定要求没有足够重视，现在调查核实这份诊断书符合取证全面客观的原则。同时他拿出报纸，上边有两位政法大学教授表态支持鉴定，他们说：“法官办这种案子应办成铁案，判死刑后再去做鉴定，就晚了。”检察官冷笑着，取出小梳子，用手掌护着梳理本已完好的发型。他当然觉得这是所有被告人都会采用的一招。后来他指着我对大家说：“他有没有一点精神病的表现？”又问我：“你是不是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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