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茉莉香片》中,聂传庆无法选择环境,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他的生命来自一次偶然,但他却要为这种偶然承担永久的责任。因此小说写道:“她(传庆的母亲)死了,可是还有传庆呢?凭什么传庆要受这罪?碧落嫁到聂家来,至少是清醒的牺牲。传庆生在聂家,可是一点选择的权利也没有。”
张爱玲对人的存在的理解,对亲子关系做了深刻的否定。因为她本人即是残忍之父手下的牺牲品,当她被幽禁半年,而父亲居然不管她的死活时,她“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院子里埋了。”她无疑是最能认清父亲本质的人。
因此学者林幸谦在论及张爱玲笔下男性形象的处理模式时,他归纳为三种:
第一,采取“杀父书写”,直接把男性家长/父亲从文本中排除,构成男性家长缺席的“无父文本”。诸如:《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梁家和葛家、《沉香屑——第二炉香》的蜜秋儿家、《倾城之恋》的白家、《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佟家、《小艾》的席家、《相见欢》的荀家、《留情》的杨家、《心经》的段家、《金锁记》的姜家、《怨女》的姚家、《半生缘》的顾家、《秧歌》的谭家和周家等传统男性家长都一一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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