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许地山在港大的偶然相遇,在服饰、宗教上,许地山的某些见解,曾引起张爱玲的共鸣。
但因太平洋战争,迫使可能成为学者的张爱玲从此消失,类似许地山式的服装史、宗教史的论著也无从产生。
她选择了卖文为生,作家的张爱玲于焉产生了。一九三九年夏天,张爱玲离开上海来到香港求学,母亲和姑姑托工程师李开弟做监护人,那是她们在英国认识的老朋友后来他成了张爱玲的姑丈,不过那已是一九七九年的事了,因为七十八岁的两位老人结婚了,李开弟后来离开香港去重庆,于是改托一位在港大教书的朋友做监护人。
我们从《对照记》看到张爱玲当时的一张照片,她戴着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消瘦,一望便知是个勤奋用功的好学生。她说:“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发愤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我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有一个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他给我的分数。”是的,在二年级时她以全年级第一的分数获得了何福(Ho Fook Scholarship)和尼玛齐(Nemazee Donor Scholarship)两项奖学金,学费和膳宿费得以全免。
学者邵迎建指出,张爱玲在香港大学遇到两位恩师,分别是中文教授许地山与历史副教授佛朗士(N. H. France)。其中有关佛朗士,张爱玲在《烬余录》中,直抒了对他的感情,赞扬他“豁达”,“彻底中国化”,“对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没有多大同情”,他“不赞成物质文明”,家里不装电灯自来水,在野外养猪;“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字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非常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无名目的死。”——那是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佛朗士被征召入伍,在黄昏回军营时,大约是在思索着一些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吆喝,被自己的人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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