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号,星期五,被人们当成不吉祥的日子,但对于普雷斯顿来说,恰恰相反。在跟踪两个高级职员的枯燥差事中,他第一次休息了一下。
已经监视了16天,毫无结果。两个人都是规规矩矩的人,谁也不提防监视,就是说,谁也不去看身后有没有盯梢的。这样,侦察哨们的任务就显得很容易,但也很枯燥。
住在城里的这个人每天都在同一个时刻离开贝尔格莱维亚大街的住宅,走到海德公园路口,转到宪章山,穿过杰姆斯公园,便来到骑兵校场。穿过校场,经过白厅,便一直走进部里。有时到外面吃午饭,有时在部里吃。晚上大都在家里或到他的俱乐部去。
坐火车来的人住在伊登桥外面的一座漂亮小屋里,每天坐同一趟火车来,从茶陵路口站走到部里,然后消失在里边。侦察哨每天晚上都给他“打更”,非常留神,一直到早上第一组来换班。两个人谁也不干令人怀疑的事。信检和监听也说明只是正常往来账单,私人信件,平平常常的电话。都过着正人君子的社会生活。这样,一直到2月13号。
普雷斯顿是监视的指挥,坐在科克大街地下室的无线电联络室里。这时突然传来监视跟踪理查德·彼得斯的B组的呼叫。
“乔正在叫出租车,我们在车中尾随。”在侦察哨的语言中,目标总是“乔”,“查梅”,或者“咱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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