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密勒第二天早晨又来到了西蒙·维森塔尔的办公室。

“你说要告诉我敖德萨的情况，”他说，“昨天夜里我想起一件事，白天忘了对你说了。”

他追述了那个舒米特博士在德雷森旅馆截住他并警告他别再查询罗施曼下落的经过。

维森塔尔噘着嘴，点了点头：“你和他们顶上牛了，好。”他说，“不过用这种方式来警告一位记者，这可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步骤，特别是你才处在刚刚开始的阶段。我很纳闷，究竟罗施曼在搞什么名堂，使他们对他这样重视。”

然后，这位纳粹猎手花了足足两个小时，对密勒讲述了敖德萨的来龙去脉：从它作为一个向安全地带转移纳粹罪犯的组织开始，发展成今天不仅收容那些戴过黑银两色领带的人以至他们的帮凶和狗腿统统来者不拒的自由共济会。

当盟军在一九四五年攻入德国发现了那些阴森可怖的集中营时，他们很自然地要向德国人民追问是谁犯下了这样的暴行，回答是“党卫军”。但是党卫军的成员却哪儿也找不到了。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他们或者在德国和奥地利转入了地下，或者逃亡到了国外。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的失踪却不是仓皇逃窜的结果。直到很久以后，盟军才逐渐发觉这帮人全都是经过周密安排才告失踪的。

这个事实有效地揭穿了党卫军的所谓“爱国主义”：从最顶层的亨利希·希姆莱开始，谁都为了保全自己的皮肉而企图牺牲苦难的德国人民。早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亨利希·希姆莱就企图通过瑞典红十字会的伯纳多特伯爵办事处，向盟国谋求出亡的许可。盟国拒绝考虑放掉他这条大鱼。这些纳粹党徒和党卫军们，一面声嘶力竭地要德国人继续战斗，一俟即将制成的神奇武器发射出去就大功告成，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准备逃亡到某个舒适安逸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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