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精神叫西部精神，有一种“西部”是精神的西部。

审视这样一种精神现象，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从时间上划分，既有历史的西部精神，也有现代的西部精神；从人群的结构上划分，既有外来人口的西部精神，更有本土居民的西部精神。

对于历史的西部精神我们当然不必追溯到古代。古代西部尽管有着莽原一样平坦的巨山，一样超拔的精神平台，但那种以开疆拓土、攻城略地为主要内容的战争行为，并不能鼓动和启示我们今天的生存信念，更无法改变和促进我们今天以现代化为追求目标的生存方式。所以有必要说明，我所说的历史的西部精神中的“历史”，仅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这三十年。

这三十年里，我们国家有过多次支援大西北的行动，比如大批干部的西派西调、内地工厂的整体西迁，底层移民的西进开荒，尤其是知识青年的支边运动——中国知青运动的发端就是支援大西北，它最早出现在1954年，当时就有许多青年去了新疆、甘肃、宁夏、青海。那时候的特点是：国家需要、政府号召、集体行动、个人服从。个人的浪漫情怀、理想色彩以及自我追求、生活选择，都要放在国家需要和集体主义的前提之下。所以历史的西部精神，应该是以建设边疆、改造自然为目的的生命奉献，是集体英雄主义前提下的自我实现。其中不乏浪漫，不乏理想，不乏真诚，不乏感动，不乏筚路蓝缕的开拓功绩；也不乏伤情，不乏悲剧，不乏失败，不乏岁月蹉跎、青春虚过，不乏“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的理想破灭。但不管是寸功不展、坐困以待的，还是功成名立、锦旗报捷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国运左右着人的命运，环境支配着人的功败，正所谓：“大马死，小马饿，高山崩，石自破。”或者可以反过来说：“大马强，小马壮，高山挺，石自坚。”这些从历史的尘烟中沿着命运的轨迹走到今天的人，特别地喜欢怀旧，一有机会就会把感情沉浸在已逝的岁月里一唱三叹。2003年春天，我在青岛参加了一个老拓荒人的聚会，整整一个晚上他们都在回忆过去的事，吟唱过去的歌，到最后竟一个个都把自己唱得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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