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快要说起欧阳昆仑的那段往事的时候稍事盘桓，转头述说着红莲同我之间倏忽燃烧起来的一切。我还记得当时我是如此写的：““老头子”没想到的是居翼要上山东不为别的，祇为了邢福双说过的八十四颗沉河的佛头。这，也才引出了欧阳昆仑从拍花贼手上救出个小女孩儿的眞人眞事。关于此事，得从我那彭师母身上说起。怛是我非先绕回头说红莲和孙小六的事不可。”

那是因为红莲乃至彭师母所得知的关于欧阳昆仑的一切都过于简略——她们从来没有像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历代战争史的史政编译局公务员那样认识过欧阳昆仑。而身为国防部史编局里一个官卑职小的研究者，家父从未见过欧阳昆仑——或者应该这么说：家父一直怀疑他见过欧阳昆仑，但是苦无实证——显然，要弄清楚这疑惑成为一个占据他思索、情绪乃至影响了他的人生目标和态度的重大任务。我甚至可以如此断言：恐怕正是为了弄清楚他是否同欧阳昆仑有过一面之缘，他才在民国四十二年经人介绍，进入国防部任举的时候，自愿到史编局干一个介乎抄写手和工友之间的临时雇员。又在尔后历经无数次公务人员任用及升级考试，从“禾头委”经“草头荐”而“竹头简”，一步一步、一级一级爬上他退休之前的“简任一级编审”的职务。也正是这个近在咫尺、生养我三十多年的、大半生耗在故纸堆里率领占人上战场行军布阵的老人，让我发现了我一直以为只有在离家千万里以外才有可能挖掘到的动人故辜——那些散落在人世间充满悲欢离合的秘密。这个发现的起点，可以从孙小六在青年公园摆下“天遁阵”的那几天重新说下去，我和孙小六在那个阵里待了几天，祇在吃饭和上厕所的时候踩着一定的步伐，沿着一定的路线和方位进出一回——如果到了时辰交接的当口，就要约略做些改变。我祇知依着孙小六的吩咐切实做去，既不知道那样歪头踮脚地走路有什么道理，也不知道如果不那么做的话会出什么纰漏。然而，我是一个对“故事”极其认眞的人——虽然那时的我小说写得极做作、极庸俗，但是不可否认：我非常容易被任何人的任何言语所打动；只要那人肯给我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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