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级时，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过分心事重重的小孩。这一年我们换了一个新的数学老师，是个大概五十多岁的老人，姓金，个子矮小，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表情严肃，充满了很少见的尊严。他是因为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从城里退到老家我们这所乡村小学的。说到底，我们已经受够了那些嬉皮笑脸满口乡音的业余乡村教师了。每个人都企图获得他的欢心，这种竞争性的讨好令班上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氛围。我比所有的小孩都小一岁，成绩不错，爱好表现，一向很受老师的喜欢，自以为这次也不会例外，却大失所望：他似乎对我这个优等生毫无好感，表扬时总是相当平淡且漫不经心，批评起来倒不遗余力。他很少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不管我把手举得多高。一种故意为之的冷淡，敏感的小孩子却全都意识到了。这让我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中：从前的羡慕和嫉妒正渐渐转化为轻视和幸灾乐祸。

我的同桌是个杀猪人家的小孩，名叫晓梅，她成绩不好，但对此毫不在意，有种听天由命的乐观。在二十年前的乡下，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像我的父母一样，期待孩子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他们中的大部分对于命运这件事早就安之若素，让小孩读书不过是因为大家都在读罢了。那个时候，农村和城镇之间隔着几乎天涯海角的距离，人们普遍都觉得自己的小孩以后不过是在家种田，最多学门手艺，并不想作太多无谓的挣扎。晓梅家就是如此，她母亲早就想好以后让她去当一名裁缝。她父亲是个杀猪好手，在很难吃上肉的时候，他们家显然不缺肉吃，也相对富裕，加上她天真又大方，在班上有种大姐大的气质。我们有次出去野餐，其他小孩不过带点玉米，她却带了一些蹄筋，一种只有在宴席上才能吃到的东西。虽然最后因为根本没人会做饭，谁也没有吃到这道菜，但她的慷慨让大家都折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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