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绝活之一是书读得真细，以致任何人写书做手脚，都难逃被你抓出来。例如，李登辉写《台湾的主张》，书中《对中国文化的省思》一节里，自谓“当时才二十几岁的我，也曾经详加研读这些书”。所谓“这些书”，原来只有四种，即胡适的《名教》、鲁迅的《阿Q正传》、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与《青铜时代》。不过，一九二八年胡适发表《名教》时，李登辉只有五岁，纵使是神童，似乎也难读得懂，若说“二十几岁后”才读，也很可疑，因为《名教》并没成为专书。不过，一个人有本领找到一二十年前的《新月杂志》，从中找到这篇《名教》来读，自当别论。至于郭沫若的《青铜时代》，乃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重庆文治出版社出版、《十批判书》乃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已是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前后，在日本军中做帝国陆军少尉的李登辉，恐怕难以读到。换句话说，“二十几岁”的李登辉，似无在日本看得到敌国大后方重庆这类出版品的可能。若说是在台大农经系时看到，也令人难以置信，因为《青铜时代》、《十批判书》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书，一般历史系的都难以卒读，农经系的越界前来，恐怕读不太懂吧？何况当时中文并不在行的。不过，神童例外。综合印象是：李登辉只读以上四种，就在书中“省思”贬抑起“中国文化”来，未免太离谱了。对比起马英九的文化局长龙应台呢？看来龙应台的“中国文化”，连这四种“书”都没得吹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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