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差两分夜里12点。

帕蒂·格里尔就是在斯图闹罢工时一直努力给他量血压的那个护士，她正在护士台上翻看最新一期《麦考尔》杂志，等着进去检查沙利文先生和哈泼先生。哈泼会醒着观察约翰尼·卡森，不会有问题。他喜欢开她的玩笑。哈泼先生受到了惊吓，可他是合作的，不像那个讨厌的斯图尔特·雷德曼。他只是望着你，胆子小得像只老鼠。帕蒂·格里尔认为他是那种“好汉”。就她而论，所有的病人都可以划分成两类：“好汉”和“孬种”。帕蒂7岁时滑旱冰摔断了一条腿，可她从未在床上待上一天，她对“孬种”很没有耐心。你要么真正患病并当一回“好汉”，要么当一回疑病症“孬种”，刁难一位可怜的正在干活的姑娘。

沙利文先生总是睡觉，被叫醒时总是拉着脸。这不是护士的过错，她必须叫醒他。她总是认为沙利文先生会理解这一点的。他正得到政府所能提供的最好照顾而且一切都是免费的，他应该感激才是。如果今天晚上他再一次开始成为“孬种”的话。她只好对他讲这些。

时钟指向半夜；该走了。

她离开护士台，来到过道，朝白色的房间走去，到那里，她要先冲一个澡，然后换上她的衣服。走到半路上，她的鼻子开始发痒。她从衣兜里掏出手帕捂着，轻轻地打了三个喷嚏，然后把手帕放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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