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自找麻烦的事又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毛人凤顿觉苦不堪言。

1933年春，面对内忧外患，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宋庆龄并同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致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御侮”。

蒋介石为此恨得咬牙切齿。他命戴笠派出大批军统特务在宋庆龄居住的莫里哀路孙中山私宅进行严密监视。为了达到恫吓的目的，特务们以写信或公开打电话的方式对宋庆龄进行恐吓、侮辱，但宋庆龄丝毫不为所动，反而更加积极地从事公开的反蒋活动。

见这些卑劣手段不能奏效，蒋介石命军统于1933年6月刺杀了宋庆龄的得力助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杨杏佛。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要让宋庆龄就此偃旗息鼓。

然而，宋庆龄泰然以对，她在杨杏佛的葬礼上公开露脸，愤怒抨击特务们的野蛮暴行，大胆揭露蒋介石实施的钳制言论、排斥异己的反动法西斯统治的丑恶嘴脸。

蒋介石连同国民党军统一时成了国人口诛笔伐的对象，弄得狼狈不堪。盛怒之下，蒋介石命戴笠策划暗杀宋庆龄。

戴笠领命后，绞尽脑汁，亲自设计了三套方案，派出了他最为欣赏的得力杀手沈醉，周密组织实施。

沈醉当时在法租界担任组长，他当然不是那种只能干杀人越货勾当的亡命徒，刺杀宋庆龄的后果，他掂量得出轻重。为此，他天真地以为，只要能让宋庆龄离开他所负责的法租界，移往他处或流亡国外，这样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省却许多麻烦事。于是，他采取盯梢、威胁、甚至两次寄送子弹的办法，对宋庆龄进行恐吓，哪知不但不起作用，还被戴笠骂为“幼稚”、“不动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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