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文化基础是肛门，“文革”的表现形态是大粪。如果有人还怀念“文革”时期人们思想单纯，那么大粪其实也很单纯。

“我要你把你所有会讲的臭话都给我写下来。”老爸怒目圆睁地对我呵道。

那年我只有13岁，生活在“文革”贫瘠的文化沙漠里，别的本事没有学到，会讲的臭话倒是有一箩筐。面对老爸出的难题，我懦懦地应道：“有很多字我不会写。”

“不会写就用叉叉。”老爸意志坚定地要求我。

于是，我用歪歪斜斜的字迹写下了满满一张纸的臭话，上面当然是布满叉叉。当我把满纸臭话递给老爸时，心中居然有一种滑稽想笑的感觉，但在一脸严肃的老爸面前，只能装出一脸诚惶诚恐的样子。

“你满脑子肮脏，我要你从今天起读“毛选”四卷，好好净化你的脑袋。”

接到老爸的指令，我只得每天装模作样地读“毛选”，试图将自己肮脏的思想净化。现在，我回想此段往事，怎么也回想不出，我当时在那张纸上到底写了些什么。我居然可以写满满一张纸的臭话，让现在的小孩子来写，我看他们是无法超越我当年达到的臭度的。

生活在贫瘠文化下的那个13岁的我学会了满嘴臭话。那么，到底是贫瘠文化本身自然孕育臭话，还是我在贫瘠文化中选择用臭话充饥？以净化人心为标榜的贫瘠文化却产生出连篇臭话，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心理学的深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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