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65年，正好是“文革”前一年。当神州大地红旗招展，天翻地覆时，我正在我奶妈的怀里专心吸奶，对当红卫兵一点兴趣都没有。到1974年，我小学四年级，毛主席号召所有的学生都要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所以，我们放弃学校明亮的教室不用，转战到农村阴暗的仓库里“开门办学”。每天上学，我都要提一只篮子，里面放了我家新鲜的垃圾和盛有我中饭的饭盒。垃圾是用来支援农村的有机肥料。到了课余时间，我们便到农民家里帮忙，最能表现我们红小兵“破四旧”思想的是为农民倒马桶，一帮10岁左右的城市男孩子争先恐后抢着到农民家倒马桶。后来，无锡的一家报社前来采访，我和几个倒马桶积极分子被光荣入镜。我们一手扶马桶，一手提马桶刷，满脸神气活现的样子居然上了报。那是我少年时代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上报。

到了1976年，我进入初中，学校里要求每个学生交100只苍蝇的蛹。苍蝇是逐臭之夫，那蛹只有在厕所和粪坑边上才会有的，于是所有的学生都扑向臭地，可怜苍蝇几乎遭受灭顶之灾。我还依稀记得和一位漂亮女同学一起到农村的粪坑边挖蛹的情形。罗曼蒂克的记忆现在一点都没有，那粪坑的气味至今却记忆犹新。更绝的是学校要求每个学生交200斤的垃圾。我虽然历来是垃圾大粪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次也无法完成任务，因为所有的垃圾桶早被洗劫一空。于是我逼迫我妈帮我找垃圾。我妈果然神通非凡，到她厂里拉了一板车的垃圾出来。母子俩前拉后推累出一身臭汗，把一满车垃圾弄到学校。学校老师估计这车垃圾有150斤，我妈听了不高兴，坚持认为那车垃圾有300斤重。现在想来，我妈一定被那车垃圾累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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