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黎明时分，醇王已经约了他的儿女亲家伯彦讷谟诂，在内右门的内务府朝房见面，一起看许庚身所拟的公折底稿。

这个稿子一共分四大段，第一段申明同仇敌忾之义，说法军猖獗，攻击基隆，在廷诸臣，同深愤激。第二段提到陈宝琛的折子，说他素日刚毅，现在有“和亦悔不和亦悔”的奏语，自然是他身在局中，亲见亲闻，不能不重视的见解。这是道明战有困难，引起第三段保全和局的主张：如果法国“悔过输诚，怵于公议，尚可示以大度，仍予转圜”，因为“此时饷绌兵单，难于持久。况外夷逼处，为千百年未有之局，与发捻迥异。”

看到这里，醇王深深点头，认为这样措词，是道出了真正凶症结，非常恰当。再看第四段，也就是结论，却近乎空话了。

这个要作为廷臣公议的结论，认为法国如果挑衅不止，终于不得不战，则不可为小挫所动摇，那时要设法募兵筹饷，或者举办团练，或者分道扼守，以为“持久之策”，而最要者为申明军律。

伯彦讷谟诂看完这一段，摇摇头说：“这不太虚浮了吗？鬼子已经打进来了，还在募兵筹饷，那来得及？办团练更是件靠不住的事。”

“不然！”醇王答道，“你没有能看得仔细。这段话的要旨，是在表明最后的打算。法国人适可而止，中国不妨示以大度，真要欺人太甚，一打起来，那就没有完了，非拚到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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