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王子非常绅士风度地听取了德国女仆的“意见”。像冯·普罗这样用人成群的钟鸣鼎食之家，个把下人对某位主子有点儿微词原本算不得什么。玛丽雅最后说，她知道以自己的身份，原不该介入主子夫妻之间的事。亚历山大心想，我又何尝不是呢？不管怎么样，克洛斯并非王子的生身父亲，而且这么多年来，他们姐弟俩对继父从来就是直呼其名，所以还是少说为妙。

转眼到了1980年2月下旬，据玛丽雅·辛拉翰姆后来向法庭提供的证词，某日，在纽约第五大道的公寓里，“我给夫人端去早餐，她很弱，竟然不能自己坐起来……我告诉先生，他说夫人头天晚上吃的汉堡包太过于油腻，以至于如此，可是我不信……”又是玛丽雅说桑妮病了，克洛斯说没事儿。“第二天，我正清理一间衣橱。那本是先生的衣橱，不归我管，但夫人时常将自己的东西随手放在里面……我看见一只敞开的旅行包，先生每次从纽约到纽波特，或从纽波特到纽约，都用这只包带他的随身物品……包里有一个小小的黑色皮匣子，类似男人们装电动剃须刀的那种，我心里好奇，就打开了……我知道这违背了我的职业道德，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我就打开了……”

匣子里是几只小药瓶，装了各色药片、粉末和浆糊状液体。据玛丽雅说，有些瓶上的患者姓名是克洛斯·冯·普罗，也有其他玛丽雅从没听说过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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