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医生们对桑妮的病情给出最后的诊断结果——低血糖症,阿丽珊心里才一块石头落地。“我记得他在电话上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说桑妮的昏迷与忧郁和自杀全然无关。”
“1980年8月,我和儿子又去欧洲度假,克洛斯来电话说他在曼哈顿东69道买下了一处公寓,正在装修。我问桑妮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我心里一沉,看来他是打算金屋藏娇,让我继续做‘地下情人’……11月,他又打电话说他已经从家里搬了出来,所以我没有理由继续躲着他……我很高兴,可两年来我们之间的时好时坏忽冷忽热又让我多长了一个心眼儿,我想试探试探,就佯称需要时间想一想……”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阿丽珊往冯·普罗府上挂了个电话,是用人接的。阿丽珊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只说要找冯·普罗先生。“先生不在家,”用人答道,“但他会在晚饭前回来。”
“我气极了,等他打来电话就质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克洛斯说他确实是搬出去了,可见我还是不答理他,就又搬了回去。在家里,至少还有他的女儿……
“我很伤心,更痛恨自己,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什么让自己陷入这种不伦不类进退两难的境地。我对自己说,长痛不如短痛,这件事必须结束了。
“我搬到华盛顿,那儿一位朋友在肯尼迪艺术中心替我找到一份舞台监督的工作。我知道克洛斯肯定会追了来,就租住了一套不带电话的老房子,没想到一个星期就被他查了出来……我又搬到另一处公寓,刚安顿下来,他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我不接,又吩咐门房不让任何人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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