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韦斯特和乔治·派克曼都同属于这个上流社会的圈子。只不过，派克曼博士经常出入的是“上流中的上流”——位于培根山庄的“培根俱乐部”；而韦斯特教授夫妇光顾的则多是些同事和朋友家举行的派对或宴会。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和美国各地所有的上流社会成员一样，过着优裕、舒适而尊贵的日子，活得体面、自在而自信。但是波士顿的上流社会却有其与众不同之处——至少他们的成员自以为如是——他们崇尚文化、智慧和教育，自誉是“美国社会最纯洁的道德净土”。他们还有许许多多值得骄傲的资本——由他们创办的闻名于世的大学，由他们倡导的各项社会改革，诸如解放奴隶，争取妇女权利，以及自我修养和禁欲，包括后来的“禁酒运动”，这又使他们获得了“现代文明之先驱”的美名。他们喜欢把自己的城市称为“合众国的摇篮”（18世纪下半叶，美国民众抗击英国殖民者的第一枪是在波士顿打响——笔者注）、“宇宙的思想中心”、“美国的雅典”。

然而，在1845年前后，波士顿冠冕堂皇的外表产生了很深的裂缝，或者说，“美丽华贵的脸庞上被人生生地留下了一道伤口”。随着大批爱尔兰移民的进入，波士顿开始出现贫民窟，出现乞丐和妓女，出现疾病和瘟疫，出现暴力和犯罪。截至1849年，在波士顿定居的爱尔兰移民多达37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将近四成。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有两个数字，1849年，全市出生的5031名婴儿中有2450人是爱尔兰后裔，而当时的监狱中有半数以上的囚犯来自爱尔兰。乔治·派克曼博士失踪前一个月，一场在爱尔兰移民聚居区肆虐一年的流行性霍乱刚刚结束，1300多名丧生者全是爱尔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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