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湘军的再次大败和河防之策的彻底破产,给官文抓到了报复的把柄。官文现在处于极为有利的形势:京师本来就有一大批曾氏兄弟的反对派,他们之中一部分出于正统观念,认为一家兄弟两人手握重兵,位居督抚,且功盖天下,非国家之福,尽管有裁军自抑之举,仍是隐患。这中间有满人、蒙人,也有不少汉人。一部分是嫉妒眼红。其中多为满蒙亲贵,自己无能,却又不让别人发挥才干,便以汉人宜防的祖训,不断提醒规劝太后、皇上。现在曾氏兄弟军事失败了,这两部分人自觉地结合起来,要求朝廷乘机制裁他们一下,以示天威而杜异心。官文本人位高权重,钱多势大,他并不买曾国藩密保的帐,指使、收买一批言官上书弹劾,要求朝廷收回钦差大臣之命,罢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就这样,在短短的半个月内,曾国藩一连接到军机处寄来的两道严责上谕和御史穆辑香阿、阿凌阿等五人措词强硬的参劾抄件,面临着带兵十多年以来,直接针对他而来的最险恶的政治形势。五十六岁的曾国藩,在经历过一番极度的痛苦之后,头脑异乎寻常地冷静下来。
他反复对河防之策进行自我检讨,又重新翻阅《明史》,细心研究明末官军对付高迎祥、李自成的办法。高、李的部队是继黄巢之后,最有成就的流动作战的军队,明朝官军将领们,包括能干的杨嗣昌都无法对付,大明王朝最终就栽在李自成的手里。这中间只有一个人最有本事,那就是孙传庭,而孙传庭的制胜之策便是围堵。捻军也是流寇,而自己所采取的沙河、贾鲁河、淮河沿线包围的战略,与孙传庭的办法是一致的。曾国藩坚信河防之策是正确的,决不能因一次失利而予以否定。但现在朝野一片聒噪,似不给他以总结教训再决胜负的机会。对于这个现象背后的一切,曾国藩洞若观火。他不再像咸丰初年初出茅庐时的一味蛮干,硬拼到底,也不再像打下金陵后成天如同履薄临深,为防功高震主而不顾一切地自我裁抑,他这次要跟朝廷软顶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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