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淑亚很快就到天津来了。这个法兰西帝国驻中国全权公使，是个受过训练的职业外交官。他和丰大业一样，自以为是贫穷落后的中国的主宰，眼角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国家的平等位置。但他的外表却显得比丰大业文雅，举止谈吐也不像丰大业那样的粗鲁。在法国时，他听说中国好比一只绵羊，对洋人俯首帖耳地顺从；又好比一团泥巴，任洋人随意捻捏。

来到中国当公使的这几年，他才发现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就在官场中，也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如绵羊泥团，而广大的中国百姓则更有雄狮猛虎般的气概，对天主教堂和传教士似乎有一种本能的仇恨，迭起的教案，多是冲着法国而来。前几年爆发的酉阳教案，至今没有得到满意的处理。他不得不亲自坐轮船去四川，沿途恐吓中国地方官。刚回到使馆不久，更大的天津教案令他又光火又心怯。先是崇厚在处理，他知只要他在北京几个照会过去，崇厚便会一一照办；后知清廷派曾国藩去了天津，这个老头子不比崇厚容易对付。他决定亲去天津一会。

“午安，曾中堂！”在崇厚陪同下的罗淑亚一进大门，便看到了身穿朝服的曾国藩，他主动地先打招呼。

“幸会，公使先生。”曾国藩想到自己乃正一品大学士，不能在洋人面前过于谦卑，他有意不出大门，只在接见厅的门口等候。

分宾主坐下，献茶毕，寒暄几句后，曾国藩便不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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