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兵部火票递来一份明发上谕:“浙江按察使着李元度补授。”曾国藩接到这份上谕后甚是恼火。
原来,李元度祁门请罪不赦之后,一气之下,从粮台索回欠饷,将平江勇解散,径直回湖南去了。不久,圣旨下达,李元度被革去徽宁池太广道员职。曾围藩期望李闭门思过一段时期后再来找他。谁知李元度却又跟王有龄联系上了,募集八千人,号称“安越军”,浩浩荡荡地由湖南开拔,经江西进浙江,沿途又在义宁、奉新、瑞州一带打了几场胜仗。江西巡抚毓科向皇上请功,皇上赏他布政使衔。进入浙江后,王有龄为长期留住这支军队,又竭力向皇上保荐,于是有了这道上谕。李元度不服管束,不讲交情,三番两次明目张胆地背叛湘军,投入一贯对湘军怀着敌意的何桂清集团,这种以中行待老友,以智伯待怨仇的行为,使曾国藩由恼而怒,由怒而恨,过去患难与共多年的友谊已不复存在,结儿女亲家的答谢诺言也不必兑现了,这两三年逐渐压抑下去的偏激性情又乘隙而生。他不要幕僚代笔,亲拟一份奏章,给李元度列举了三条罪状:一为革职后不静候审讯,擅自回籍;二为义宁、奉新、瑞州无贼情,亦无接仗,系冒禀邀功;三为赴浙途中节节逗留,贻误战机。并承认自己用人不明,保举有误,请皇上将李元度交部严处,永不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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