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团廓清，蔡泽顿时精气神大爽，着手谋划入手路径。

立嫡虽则繁难，然根基却只有一点：在诸王孙中遴选出真正的贤能之才。只要这一根基立定，其余的利害关涉自有老秦王杀伐决断。但是，恰恰是遴选贤能这件事最难做，否则，老秦王也不会让一个统政丞相抛开政务来做此事。就实而论，此事难在三处：其一，以何尺度取贤？也就是说，以何家学问为基准查勘考校？战国之世，百家争鸣流派纷呈，除了专攻经济民生（如农家水家工家医家等）与玄奥之学（如星相家堪舆家阴阳家易家名家等）的诸多流派，其余“显学”几乎家家都是治世经国之学，其中最显赫者便有法、儒、墨、道与王道之学，时人号为“经纬五学”。虽说秦为法治之国，法家之学居地位显赫，但以战国求贤之道，却从来无分学派轩轾。当年秦孝公的《求贤令》便是范式，只求“能出奇计而强秦者”，而绝不限定学派。自孝公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用人之道更趋明朗——只要恪守秦法，无论所持何学！当年的甘茂、魏冄是杂家，而今的蔡泽是计然家，都不是法家，却都做了丞相。惟其如此，你便不能限定某家某派之学为王孙考校之依据，但是，又不能没有一个学问标尺，这便是第一难。

其二，骑射剑术与军旅之能者算不算贤才？对于君王，若是嫡子自然继承，或某种无可变易之大势所既定，不学无术而又异常杰出的马上国君大有人在，自不存在此等难事。然则，此处要害恰恰是太子无嫡子，要在诸多王孙中遴选，这个难题便立即凸显出来。秦国激励耕战，朝野无不尚武，谁能说骑射军旅之能不是干才？偏偏是士仓打破了这个禁忌，直然上书老秦王，断言范雎初选的嬴傒“不堪国君之才”。老秦王决意重选，实际上便是肯定了士仓主张。但是，老秦王毕竟没有明诏，更没有将嬴傒排除在备选者之外，这便成了一个实在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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