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杜月笙在上海滩飞黄腾达、节节高升之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日本关东军按照预谋，派工兵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部柳条沟的一段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向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袭击，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对此，蒋介石却命令国民党东北当局，“日军此举不过寻衅性质。为避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这种不抵抗政策，束缚了东北军队的手脚，东北锦绣河山很快陷入日军铁蹄之下。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在中国激起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上海人民奋勇投入这个爱国运动。９月２４日，上海３万５千名码头工人举行抗日罢工，１０万学生举行抗日罢课。９月２６日，上海各界人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要求对日宣战、武装民众和惩办失职失地的官吏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１０月初，上海各业８０多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

民族矛盾的上升，不仅使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一致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表示了抗日要求。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意志的上海《申报》便多次发表评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这股洪流将杜月笙也卷入其内。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首肯，以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陈霆光等人为常务委员，组成了“上海市反日救国会”，后由陶百川改名为“上海市抗日救国会”，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陶百川任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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