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重庆的中央电令就来了，先是免了吴绍澍副市长的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上海市社会局局长，而以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杜月笙闻讯终于放下了心头上的一块巨石，对好友戴笠充满了感激之情，然而，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７日，一件更沉重的打击临到了杜月笙的头上。

原来，抗战胜利后，戴笠仆仆风尘，往返奔走于新光复的各大都市，指挥缉捕汉奸工作，紧张忙碌得不得了。

３月初，军统局在北平设立特警部，举办特警班第７期，招收学员７５３人，戴笠自兼主任。北平班开训，戴笠亲自到北平主持典礼，这时，他接到了军委会的命令：把军统局掌管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中美训练班的教导营，以及交通巡察处所属的各交通巡察部队合并编为１７个交通警察总队、一个直属大队，并且成立交通警察总局，各名上直隶交通部，实际则仍由军统局督导，派往全国各交通路线，负责阻挠共军侵袭，维护交通安全。

这是一件繁杂艰巨的大事，戴笠发出指示，派吉章简为交通警察总局局长，马志超、徐志道为副局长。几支部队的人马达到６４４０２人，戴笠做了初步的计划，准备回重庆去加以部署，３月１７日便由北平起飞，先到上海，然后转飞重庆。

戴笠坐的是航委会２２２号专机，随行者有军统局处长龚仙舫、专员金玉坡、翻译官马佩衡、译电员周在鸿、副官徐燊、卫士曹纪华、何启义。从上到下，都是杜公馆的常客，杜月笙都很熟识，甚至非常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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