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开始使用氧气之后，喘疾逐日减轻。除了为上海的徒子、徒孙们悲哀，为受难的同党痛哭外，这还有一件牵心挂肚肠、使他眠食难安的大心事，那就是他的长子杜维藩仍在上海逃不出来。

就在１９４９年年底，上海中汇银行“告急”函电如雪片般飞来，中汇银行的总经理原系浦拯东、副总经理徐懋棠、杜维藩。抗战胜利以后，中汇拥有两个存款最多的大客户，一个是杜月笙一手创办的上海鱼市场，一个是杜月笙任董事长的大东书局。有这两大客户每天解存巨额现款，中汇银行对于一般小额存户始终兴趣不高，无意争取。然而，偏偏在上海被解放军占领以后，大东书局和上海鱼市场的主持人杜月笙和唐承宗都已撤离上海，两大客户风流云散，几同解体，再也没有巨额现款存进来。照说中汇银行理该无事可为，关门大吉，但是奇怪的是，上海人大概都晓得中汇银行是杜月笙开的，生意买卖暂复正常，在上海公私各银行中中汇的存户突飞猛进，与目俱增，业务反倒欣欣向荣。此一反常的现象不曾使杜月笙沾沾自喜，引起欢慰，相反地他却认为照这样下去，他肩膀上的担子势将越来越重，他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他晓得共产党断乎不会允许有私家银行存在，中汇银行在不久的将来必定要被中共没收，杜月笙不欲利用他私人的声望与信心为共产党恢复经济出力，所以他不但无意继续维持中汇，而且急于早将中汇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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