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科学院高层，没法劝说陈寅恪北返，范文澜找到陈寅恪早年的弟子、时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周一良写信给陈氏代自己表示致意，但陈没有任何反应。后来陈寅恪寄给周一良几首诗，并嘱转致陈的好友，也是周的恩师邓文如（之诚）教授。其中有一首作于1951年的《文章》，诗曰：

八股文章试贴诗，宗朱颂圣有成规。

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

另一录稿最后二句为：“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

陈诗第一句，喻当时知识分子做文章，像古代士子必颂孔子、朱熹等圣人之言一样，纷纷撰写官样化的文章。第二句“宗朱”之“朱”，喻新政权或中共领导人，知识分子所撰写的文章，离不开马、恩、列、斯、毛的语录。“白头宫女”或“白头学究”当是陈氏自况。最后一句或指歌功颂德“新八股”又成为一种时髦遍及学界。因了这一喻意，邓之诚看后，对周一良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陈先生的谤诗啊！”后来此诗在社会上传开，中山大学历史系副主任、陈寅恪的弟子金应熙于1957年称此诗是“讥讽马克思主义”，而北京高层得闻此诗更是震怒，从而引发了1958年对陈寅恪的猛烈批判。这是后话。

且说正在中国科学院领导者们为如何劝陈寅恪北返绞尽脑汁又总是不得要领时，正在北京马列学院学习的汪篯得此消息，感到借此表现一下对党忠诚的机会来临，遂主动请缨，欲充当南下劝说的“使者”。这个请求让左右为难的郭沫若等人大为惊喜，当即表示准予此行。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崭露头角、风头正健的“明星”汪篯，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怀揣郭沫若与李四光亲笔书写的两封沉甸甸的手谕，带着满腔的热情和志在必得的信念，于1953年11月中旬踏上了南下的旅程。对于此次南行，汪篯信心十足，曾对劝其小心谨慎的周一良放言：“我这个老学生去请他来，一定请得动。”周一良听罢，颇不以为然，劝汪“不要太乐观”，结果未出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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