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自那封向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询问陈寅恪夫妇是死是活的信函发出不久，身在四川梁平仍独身生活的吴宓，算是真正虎落平川遭犬欺，坠入了漆黑看不见尽头的人间地狱。按造反派规定，在三顿饭前，“反动学术权威”们都要拿着碗筷站在竖立的毛主席雕像前报名“请罪”，如我叫吴二，或我叫马六，我不是个好东西，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一个混账王八蛋等。若稍有迟缓或吐字不清就要遭一顿毒打，不但饭食免掉，凉水也不准喝一口。几个月后，吴宓原患眼疾加重，右眼忽然全盲，左眼患严重白内障，即将失明。面对如此不幸命运，吴宓发出了“实不能应付生活，不如速死”的悲鸣。

1972年，已是79岁，行将就木的吴宓被允许自梁平返回重庆养病，住在原校内文化村老一舍楼三层一间9平方米的小黑屋中。自1970年起，吴的工资就被学校扣发，每月只给30元生活费，且吃药、疗伤均包括在内，生活极其艰难。吴宓回校后，因腿断眼瞎，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只得托人从当地雇一老妪曾婆婆服侍，书信由学校中文系曹慕樊老师代读，生活的难度越发加大。无奈中，吴不得不靠借债度日。这年7月12日，吴令人代为写信向旧友姚文青求助，信中说，“每月发薪时‘特别扣发234元’（扣发之钱另行存储），迄今已共‘扣发’了五千数百元”，“固宓一生喜助人，迄未积聚一元钱”，“因宓经济困窘……今恳求兄惠助宓10元（作为还宓前款10元，宓亦乐受）。不胜感盼之至”。这个时候，负责管制的专政人员和红卫兵残渣余孽，不时以“献金赎罪”为名诈其钱财。据与吴宓一同关入“牛棚”的同校教授谭优学回忆，吴宓若特别需要用钱，可打报告由学校批准从被扣工资中支取少部分，有一次红卫兵与吴宓谈话，一次就榨去200元，或许此款就是吴专门打报告特批取得后的“捐献”。当时西师有“格借勿论”的口号在“牛棚”中流传，即凡是专政人员与红卫兵向“反动分子”借钱，被借者必须“捐献”，否则整你没商量，罪加一等，搞你个死去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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