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5日，前往重庆接洽船只的人员已与民生轮船公司谈妥，史语所返京在即。身在北平的傅斯年电示董作宾：“公物即搬山下，弟已分电京渝接洽，船只恐必须在重庆换船，弟月中返京，盼十月中本所能迁移。前因停船及沿途困难未敢即动，今因江水将落势须速办。”董作宾接电后，迅速组织所内人员行动起来。

在这座山坳里一口气憋了六年，终于盼到了重返京都的一天，所内男女老少闻此消息皆精神振奋，情绪昂然，大有杜工部当年《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心情：“塞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众人于泪眼婆娑中收拾行李，打点包装，盘算着回到南京将怎样开始新的生活。

早在此前的几个月，史语所同仁就决定在这块哺育过自己的热土上，留下一个标志性纪念物。在董作宾具体策划指挥下，几十名当地土著和史语所几位年轻的研究人员，将一块大石碑从山下运来，于板栗坳牌坊头最醒目的地方立起——这便是史语所在李庄这块庇护了“下江人”六年的文化圣地所留下的一件最为重要的历史见证。

纪念碑碑额为董作宾用甲骨文书丹“山高水长”四个大字，其意乃借用宋朝大文学家范仲淹名句。当年范在他那著名的《严先生祠堂记》结尾处，以饱满的激情与至诚颂扬他的老师：“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而如今，对滋养庇护了自己近六年的山川大地与乡邻百姓，史语所的学者们同样以这一动人的词句来表达内心的感念之情。碑额下是“留别李庄栗峰碑铭”几个大字，铭文由史语所才子陈槃撰，劳榦书。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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