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事连绵,人心惶惶,日军飞机对昆明轰炸越来越凶。在这世事纷乱的艰难环境中,无论是吴宓还是陈寅恪,跑过警报还要继续上课,吴宓仍开设外国文学;陈寅恪除了应付史语所历史组、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等职责内的各项课业,还拖着病体,靠一只即将失明的眼睛,硬是完成了奠定其世界级学术大师地位的不朽名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写作。
1939年春,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校方已安排好该校汉学家休斯副教授充任其副手——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面对如此荣光的礼聘,陈寅恪曾两度辞谢,后考虑夫人唐筼患严重的心脏病,不能抵昆团聚,同时借赴英机会可治疗眼疾,遂答应就聘。在得到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同意后,陈寅恪于这年6月下旬乘车由安南转往香港作赴英的准备。全欧汉学家闻陈氏将来,云集奥格司佛城,静坐以待。在重庆的史家、文学家陈衡哲得此消息,曾评论曰:“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意想不到的是,抵港未久,欧洲战火聚起,地中海不能通航,何时能够起程,沓无可知。陈寅恪茫然四顾,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于港岛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真令人忧闷不任,不知兄何以教我。”此时的傅斯年亦无法可想,无奈中的陈寅恪只好于这年9月由香港重新返回昆明西南联大上课,继续等待可行的机会。对此遭际,陈氏有《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一诗,藉见其悲感交集之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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