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前，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嘲讽中国士兵不能抬头挺胸，“没有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英寸高度”。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同样在《中国人的素质》谈到中国人的糊涂生活：当有一个曾经当过兵的仆人被问及自己的身高时，他们都没有计算肩膀以上的部分。因为对他来说，负重时锁骨的高度才是最重要的。明恩溥由此嘲讽中国人，“除了脑袋之外是要派各种用场的，因此忽略了脑袋。”考虑到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描摹也并非无中生有。

几十年来，今日中国人的生活条件从整体上看的确有很大改善。伴随着大量私家车开始进入普通家庭，中国有希望像上世纪初的美国一样变成“轮子上的国家”。不过，在变成“轮子上的国家”之前，我不得不提醒，——虽然我不能因为钱云会的惨死断定中国是一个“轮子下的国家”，但至少可以认为，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彻底脱去“膝盖上的国家”的旧面貌。

比如说，西安十户购房者因开发商未按时交房在售楼处跪求返还首付款；南京一老妇因孙子打人当街跪求不要报警；桂林一老汉当街跪求一男子还他刚从三轮车上掉落的一袋薯粉；胶州一女考生因错过考试最后入场时间，向监考人员下跪求情；重庆一聋哑女大学生在人才市场向用人单位下跪讨要一份工作；湖南省某高校一名2007届历史专业的研究生，在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求职时，竟当场跪倒在院长的面前。据称相同情形还发生在湖南女子大学的校长办公室里。两起研究生下跪事件，一时舆论哗然。与此对应的是，重庆一公司搞“下跪训练”，让员工当街下跪乞讨，据称乞讨是该公司的培训项目。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法制“休克”时，有执法者同样使用“下跪疗法”：北京某交警抓到一辆违章车，司机七十岁的母亲下跪希望通行，而这交警无奈抢先给她跪了下来，算是把“非下跪不足以抒情”演绎到极致。而此前，他的一位包头同行为了维持交通秩序索性跪到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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